部门宪法释义学乃是从实存的社会秩序与部门法体系出发，凭借宪法解释与合宪性解释等机制构建中国宪法释义学原理，以此可资为宪法学与其它学科交流、合作的理论平台，并为中国的立宪、立法与释宪、释法等活动提供理论参照。
协商民主应当是一种制度化的协商，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基本制度和组织载体，没有一部专门的基本法律加以规范，这在实际操作中的确是很难想象的。协商民主的价值定位，为人民政协法治化拓展了制度空间。
[7]罗豪才：《人民政协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视角》，载罗豪才等：《软法与协商民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这种协商是一种程序性协商与制度性协商，有着制度化保证，而非一般的听取意见。人民政协法治化的内涵建设应着重体现在依法支撑人民政协的组织活动、依法规范人民政协机构的运行、依法保障人民政协展行职能等方面，通过制定相应的基本法律，从制度上、法律上切实提高人民政协展行职能的实效性。(5)人民政协的工作程序。[10]朱勤军：《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协商民主探析》，《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3期。
其次，政治协商规范化，是通过一系列明确、具体的规范，来规范相关的政党和组织的行为，包括政治协商组织本身的行为，建立规范化的协商民主的秩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趋重要，特别是随着人民政协作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地位的确立，人民政协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也不断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它基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新格局，包括工业化的大生产和经济危机，新型的社会力量的出现。
四、社会保障权在中国宪法规范中的逻辑推定与宪法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相比，中国是20世纪以来的新型立宪国家。[9]在第四种形态下，国家行使权力与承担义务时权力与责任相对称。如现代公民的财产权利，至少应由两项其他权利所补充：[7]一是工作权，它可以带来收入，确保适当的生活水准。其中，第一种形态是最为美好的理想状态，但在国家承担社会保障义务保障公民社会保障权利的实践中是不可能实现的一种状态。
[4]如与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7月4日）同年但早于其22天出生的美国《弗吉尼亚州权利法案》(1776年6月12日）第1条明确规定：一切人生而同等自由、独立，并享有某些天赋的权利，这些权利在他们进入社会的状态时，是不能用任何契约对他们的后代加以剥夺的。[12]郑秉文：合作主义理论与现代福利制度，载[加]R．米什拉：《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译者跋，郑秉文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页。
确定性规范是一种事实性规范，它要求的是一种结果义务。国家以征税的权力为基础，以大量的转移支付为手段，以积极的立法为保证，[13]以社会保障权的积极义务的提供者、调节者和公断者的身份尊重、保护并实现全体公民普遍享有的这种社会保障的权利。前者如素有不流血革命传统的英国兴起于19世纪，完成于二战之后，以贝弗里奇报告为标志的、以保障全体社会成员权利为中心的又一次不流血的革命。[3]《世界人权宣言》第22条。
此外，1911年《职员养老保险法》，1923年《矿工社会保险法》，1927年《失业保险法》，1906年《军官养老法及士兵抚恤法》，1907年《遗属救济法》，1923年《残疾救助法》，1924年《公共救助法》，上世纪70年代则制定了统一的《社会法典》。自由而平等的社会是人类长期以来共同追求的理想。其措辞多为发展……，建立……，鼓励……，推行……。国家和社会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
但是由于宪法规范的纲领性和至高性，使得许多宪法规范具有了一定的或然性，即行为或事实上具有了一定的不确定性，有人称之为政策性规范。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
仅仅是物质帮助，没有包括非物质帮助，如服务。四是在权利条款中具体规定了国家为满足公民权利需要而履行的职责：发展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军人及家属的优抚，残疾人的生活和教育的保障。
从道德的角度看，战争建立并深化了国民的利他主义精神和对受害者的责任感。现代社会，仅仅享有自由的权利而没有社会保障的权利也是无法想象的。由国家享有较大的权力并承担较大的义务的新身份已成为一种世界趋势。统一性（Unity)：社会保障是全国统一的公共事业，由国家统一管理。其结果是一个无福利的尸位素餐国家。这一理论在宪法中力图将国家塑造为一个消极义务主体的单一身份。
薛小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博士。但是仍有下列问题可供检讨：其一，享有物质帮助权的主体不周延，仅限于年老、疾病和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而没有包括如失业者或更多的主体，如儿童。
也由于战争和战争的威胁，如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战争的血腥和恐怖，使人们意识到对付突然的、巨大的灾难并不是个人之力所能及。正如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所称：所有公民，作为社会成员之一，都享有社会保障权。
它是宪法的价值，也是宪法的核心内容。并且，在中国现状之下，国家对道德责任和政治责任的承担尤有重要意义。
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和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宪法权利的发展在国际社会中有了进一步的共识。与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相比，1982年宪法关于社会保障权的内容有了明显的变化。正如T. H．马歇尔所说，18世纪的公民权由个人自由所必须的各种权利所组成，包括人身自由、言论、思想、信仰自由和财产与契约的自由。挪威王国宪法规定：为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创造能够自食其力的条件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是由劳动者的物质帮助权改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它蕴含着享有物质帮助不应以是否就业或曾经就业为前提或条件。这种理论在20世纪前有着广阔的市场，在20世纪后仍余音缭绕。
这些权利就是享有生命和自由，取得财产和占有财产以及对幸福和安全的追求和获得。经济发展的快慢与高低并不能决定社会保障权的实现。
1949年，在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有关于优抚安置、劳动保险制度的内容。20世纪以来的宪法对国家的定位亦有了较大的发展。
而美国在罗斯福签署的若干重要法案中，对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最深远的立法，当属1935年8月14日生效的《社会保障法》。该宣言几经变动，在1793年，自然权利改为平等、自由、安全和财产。这种形态克服了第一种形态下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非现实的妄想，也避免了第二种状态下社会保障权完全放任市场经营导致社会更大的不平等的结果，还可以克服第三种形态下滥用权力但对公民安全保障不负责任的专制国家的出现，是公民社会保障权实现的最为切实可行的权力配置形态。因为国家有一个盾牌：经济发展水平的好与坏或高与低。
与美国《独立宣言》享有同样盛名，并对后世诸国影响更为深远的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第2条则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一权利的全面阐述以英国人贝弗里奇的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报告为里程碑。
17、18世纪对自由的财产权的追求与绝对保护，对社会经济的繁荣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亦带来了贫富两极的严重分化，与自由连接的平等权被经济上的严重不平等所取代。[10]据笔者对中国现行宪法的粗略统计，在宪法文本中，有30 - 35处之多提及社会主义，而在31条的修正案中，有约10处提及社会主义。
德国基本法则宣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社会的和民主的联邦国家（第20条）。这种自然权利不仅包括生命、自由、财产，同样也包括追求幸福和安全。